疯狂猜歌8个字母-如果论“畅销书作者”

  辞典从1980年开端编写,当时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新校本《红楼梦》尚未出版,社会上普遍盛行的是以程乙本为底本的旧行本,辞典在这个版本范围内收录词语。1982年,在资料工作已经完成、部分初稿已经编写出来的状况下,新校本开端发行了。

  周汝昌晚年,视力简直为零。晁继周和他的交流除了当面讨教,就是通过电子邮件,由周汝昌的小女儿伦玲代为收信回复。晁继周回想:“每个电子邮件,虽是伦玲传给我,但都是先生自己的话。读着这些文字,我能想象得出先生议论学术的神色”。

  终于,2019年,《新编红楼梦辞典》正式出版。此时,周汝昌已逝,晁继周已近八旬,那些学生们也都已到退休年龄。

  当时,周汝昌住在北京南竹竿胡同113号的一个大杂院里, 无锡教师资格证-,晁继周和学生们常去访问,一谈就是半日。晁继周记得,周先生家里都是书,客厅、卧室也堆满了书,“我们都是小人物,但周先生十分和蔼、谦恭,一点也没有大学者的架子。”

  新增的词语中,除《红楼梦》中一些难解之词外,特别强调了《红楼梦》时期很具特征的一些词语,也就是周汝昌所说的“不用查而皆懂……照样须收录为词条”。比如,表示允许的意思,《红楼梦》里不用“行”,而用“使得”;表示“不能够”,不用“不行”,而用“使不得”。

  周汝昌说,辞典是要给人用的,必需以新校本作为辞典依据。

  编辞典的人都晓得一句话,辞典越编,胆子越小。《新编红楼梦辞典》一共阅历七校,到了第四、五校时,为了保证词典质量,便于沟通和定夺,一切工作量只能集中到晁继周及少数人身上。

  于是,晁继周凭着自己熟习辞典编纂的优势,给学生们分配下任务,未来的《红楼梦辞典》就这样摇摇摆晃地上路了。几经周折,晁继周找到“红学泰斗”周汝昌,希望得到他的指点,请他做辞书的顾问。周汝昌同意了,晁继周才放下心来。

  1995年,《红楼梦辞典》取得首届中国辞书奖语文类的二等奖,当时的一等奖是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》。听说这一消息,周汝昌很开心,特地写信给晁继周:“我原来估量没这样悲观,以为‘知音’未必多有。今竟获二等,可真不简单,故值得快乐也!”不过,快乐的话也就这几句,他随即就谈到了辞典的修订,“甚愿我们此典能够立足于学林,而非一时之时兴物”。

  与原版比较,《新编红楼梦辞典》收词数量增加,原版收词约9千条,现增至1万2千余条;逐条审视释义,对有的注释作出修改,使之愈加准确、到位;增强了《红楼梦》各种版本的比较。

  《红楼梦》又被称为“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”,万象森罗,一些已经消亡和正在消亡的历史事物,也需要辞典的注释。比如,开卷不久就写英莲去看“社火花灯”。社火是什么?其实“火”即“伙”,是民间的舞队、高跷、龙灯、旱船……种种不一,它们的巡回扮演,有舞蹈、音乐,也有歌唱。

  晁继周记得很分明,周汝昌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,是2012年3月30日,回答他所讨教的“络子”一词的解释。

  “络子”是一种网状编织物,为什么《红楼梦》里运用的量词却是“根”呢?周汝昌让伦玲回复道:“络子:‘络’必需按北音读作‘烙’。络子与绳子虽系同类,但有分别。绳子是打的死结,络子是打的活结。络子是用彩线打成网状交错,横拉时呈现很多菱形小孔,就像裙状装点在桌围、椅靠、车轿的各处。竖拉时抿在一起,外形像条绳子。”

  以“回来”一词的修改为例,“回来”在现代汉语中是动词,意思是返回。而在《红楼梦》时期,还有特殊意义和用法,“这是你凤姐姐的屋子,回来你好往这里找他来”“睡觉还是不诚实!回来风吹了,又嚷肩窝疼了”。原版《红楼梦辞典》解释为“回头;稍等一会儿;过一段时间以后”。这个解释固然正确,但仍显含混。修订本分为两个义项,一个是“副词,表示尔后不太长的时间;过一会儿”,一个是“连词,不然;否则(用在句子开头申述理由)”,并分别举了例句。

 

  对后代多有鼓舞,但对稿子中的错误,周汝昌却绝不留情面。一封写于1985年8月18日的信中,他指出:“‘天马’条竟注成‘图案’。实狐皮种类中一术语也,其实《红楼识小录》亦已及之。因而条,念及‘乌云豹’条(连类也),检之,竟未见。”这里指出了两处硬伤,一是“天马”条解释错了,一是“乌云豹”条漏收。

  能够说,《红楼梦辞典》一出版,周汝昌就把注意力转移到这部书的修订上——他就没歇过。只是,他没能看到新编本的出版。

  终于,1987年,《红楼梦辞典》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  于是,辞典收录词语改以新校本为主,两种版本并用,发现两种版本运用词语有不同时,就在注文中做出对比。也正因如此,旧行本与新校本的对比反而成为辞典的特征——原本并没有这个设计。前80回(曹雪芹原著)和后40回(高鹗后续),一些用词的不同十分明显:“才刚”和“刚才”,“越性”和“索性”,“官中”和“公中”……这样一来,辞典的学术价值进步了,当然,工作量也随之成倍增加。

  关于《红楼梦辞典》的故事,要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端讲起。事实上,这部辞典最初是一群年轻学生的“课外作业”。那时分, 女子骑共享单车被宝马撞飞身亡-,晁继周是他们的教员,也才40岁。

  晁继周心里没底,请一位朋友协助问周汝昌。几天后,朋友带回一句话,周汝昌说:“这是我的责任。”所以,也说不清是成名已久的红学家带着一群年轻人,还是晁继周和学生们拉上了周汝昌,总之从那时起,辞典的编写工作就在周汝昌的亲身指导下停止了,书名也从《红楼梦小辞典》变为《红楼梦辞典》。

  逝世7年后,周汝昌主持编写的《新编红楼梦辞典》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而当年拉着他编辞典的年轻人晁继周,今年也已经78岁了。

  从学术顾问到辞典主编,周汝昌说“这是我的责任”

  “此典能够立足于学林,而非一时之时兴物”

  吃了闭门羹的晁继周回来,和学生们磋商怎么办。他们问了周汝昌的女儿伦玲,伦玲说:“爸爸做学问累了,有个躺椅休息一下挺好。”于是,年轻人们花了不多的钱,给周汝昌买了一把当时盛行的沙滩躺椅。这件礼物,周汝昌收下了。这把绿色的椅子,至今还在,伦玲总说,“看到躺椅就会想起当年的情形。”

  修订“召集令”一发,学生们都回来了

  辞典副主编刘向军在日本一所大学任教,她把寒暑假回国探亲的时间,大部分都用在辞典编修工作上,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一两点,把发现的问题和处置意见用微信或电子邮件发给晁继周。晁继周则在早晨四五点,接着工作。虽说是校样,却改动得相当大,不少原稿简直改头换面,满页红字。

  周汝昌在1986年为《红楼梦辞典》撰写的序言中指出,曹雪芹一生穷愁著书,选取了野史小说作为表现形式,而当时小说的主要读者对象是“市井之人”。这就决议了《红楼梦》的通俗性质,大量口语的运用,超越了以往的同类作品。

  晁继周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,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,曾任语言所副所长,长期从事辞书编纂和研究工作,获“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”。假如论“畅销书作者”,他当之无愧——曾主持修订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5版)。上世纪80年代,周汝昌主编《红楼梦辞典》,晁继周是副主编。

  和那些挂名主编不同,周汝昌很担任,从总体设计,到收词立目、条目编写,都发表意见。那会儿电话还不提高,更没有互联网,所以,周汝昌和晁继周除了见面,就靠通信。周汝昌逝世后,晁继周清点先生来信,有近60封之多。

  但是,《红楼梦》时期的日常用语,随着时期、地域、场所等条件的改动,现代人可能就看不懂了。比如,贾母见了什么东西(如菜肴),说一句“这个倒而已”,其实是对它很高的评价。

  周汝昌还主张,释义不要过于简明,以为“应说清的必需多说几句,才算尽了责”。

  但学生们都还记得,周汝昌爱吃点心,晁继周带着他们去探望先生时,常带稻香村的点心。农历三月初四是周汝昌华诞,每年这一天,他们会给先生送去华诞蛋糕。周汝昌总说:“你们送的蛋糕是最好吃的。”

  走进晁继周位于北京昌平的家中,一进门就是放满了辞书的书架,书架上方的墙上挂着周汝昌在1987年第一版《红楼梦辞典》出版后手书的七律一首:“六年辛苦幸观成,喜慰还兼慨叹生。日久渐知学术贵,功多翻觉利名轻。红楼词采森珠目,赤县文明粲纬经。万象敢云囊一括,津梁倘可济初程。”

  《红楼梦》作为四大名著之一,人人都能读,为什么还需要一本辞典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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